老费的小屋

 


张抗抗


我竟然就记不起他的名字。只记得那时人们都叫他小费。


我第一次看见他的时候,他就站在招待所二楼他自己的宿舍门口。我想我当时肯定是吓了一跳:他的脑袋好大,一脸粗硬的络腮胡子刚刮过,冒一层青黑色的胡碴;个头好矮,还不到我的颈部;后背上隆起一个很大的鼓包,衣服便在身后吊着,如一个张开的口袋,往一边斜歪过去,半个前胸扭曲着突兀得几乎顶到下巴……


是个驼背,我想。我收起惊讶,冲他勉强一笑。有人介绍说他叫小费,是出版社音乐组的编辑,就住在我的斜对面,算是我的邻居。


我每天从出版社改稿回来,必要经过老费的门口。他的门总是半开半闭的,从走廊可以看见他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书法,龙飞凤舞很是气派。门里传出低低的音乐声,不像当时收音机里的革命歌曲。这使他的房间有一种神秘感。我走过那儿便忍不住想窥探一番。但他从不邀请我。


有一天我终于下决心去拜访他,借口也许是向他借一件什么东西。他的门从不关严,所以不用敲门。我轻轻推门而入,他没有丝毫惊奇的表示。


那时我才看清他的小屋像一个狭长的车厢——所有的东西都靠一面墙放着,留出几米宽走路的地方。单人床连着写字台,写字台连着几只高低不一的毛竹书架。书架上的书有文学音乐美术各类,我想他的兴趣倒是挺广泛的。他活在他自己的天地里,这个旁人无法涉猎的心灵世界,也许既不残缺也不荒凉。我们随随便便地聊起来。


后来我便对他谈起我正在修改的长篇,谈到我的种种困惑和疑虑,掺夹着我的得意和希望。他静静地听着,一言不发。后来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,镜片后头滑过黯然的忧郁,厚厚的嘴唇撇了一撇,却终于什么也没说。


那一刻我不知为什么忽然惶惶然起来。我敏感的心接收到一种异样的同情。与其说同情不如说是一种怜悯——怜悯着我的无知、幼稚和自相矛盾的“真实”。那一刻我对自己长时间的辛苦忽然发生了动摇,我不知道我的所谓作品究竟具有什么样的价值。


我第一次发现,原来一个健康的人,竟是可以被一个残疾人同情和怜悯的。我对自己、对人生、对一切貌似强大的事物最初的怀疑,从那一刻起,滋生于老费的小屋。老费并没有藐视我,而我却因此为一个残疾人对时尚的藐视而深深震惊。


那以后,我每天从出版社回来,总会找机会到他的小屋里去坐坐。那个南方的大都市有我的许多亲戚和朋友,但我在他的房间里才真正感觉到踏实和放松。他的门总是虚掩着的,谁都可以自由出入。如果有一天他的门上挂着锁,我就会到传达室去问,老费到哪里去了。回答或是他去苏州老家休假,或是他昨晚又心脏病复发而住院。但每次不出三五天最多一周,他的门又开了,就好像从来没有关上过……


老费不在的日子,我回到招待所,心里就会空落落的。我走过他的房门口,里面静寂无声竟会使我感到恐惧。


我走时是一个晴朗的秋日,也许是冬天也许是第二年的春天,我收到了老费曾应允我的赠物。打开信封扑来一阵墨香,宣纸上怪异的墨迹就是我选的那一首诗,左下角落款处有一行小字:新我左书。


很多年以后我有一次途经那个城市,偶然又路过那个出版社的招待所。陈旧的楼窗忽而唤起我一种忧伤的情感,我沿着楼梯走上去,我似乎听见有人在喊老费。我把楼梯踩得咚咚响,我知道拐角那儿就是老费开着的房门……然而,那扇深棕色的木门却紧紧关闭着。我在那门口站了一会儿,只听见自己的喘息声。  


有人在我身后说,老费已经死了好几年,怎么你不知道?


为什么?他为什么会死?他一直活得有滋有味的……


他有好多种病,医生早就说他活不长的。


那扇门是再也不会打开了。我也不会再到这个地方来。“老费的小屋”已不复存在,但在我斑痕累累的人生旅途上,我仍然企图忘却所有的丑恶,而记住在艰难的日子里曾经领受过的,哪怕一丁点儿的温暖和真诚。


(节选自《新民晚报》2006319 有删改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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